阿西波維奇鎮距離明斯克約90公里。

一是使用法律手段，二是使用棍棒，要嘛你在法庭上面臨法律訴訟，要嘛我召集人民黨的人示威並毆打你。此案受到密切關注，因為它被視為臉書與政局不穩定的國家劃清界線的指標。

在直播中，他首先提及去年因得罪政府而被判誹謗罪的政客，並威脅要對任何聲稱執政黨竊取選票的人採取法律行動。他幾乎每天都會在臉書的個人頁面上傳貼文和照片，內容包含分享孫兒照片到威脅政敵等，洪森也經常使用平台的直播功能發表演講和評述新聞事件。洪森過去曾表示，所有政府官員應該都要熟悉網路的操作，他不會任命任何不懂得使用社群軟體及智慧型手機的人擔任該國省長。他在週三（28日）發表的Telegram貼文中寫道，當他出訪臉書遭禁止的國家時，例如政治盟友中國，透過Telegram他會更容易傳達訊息。立刻點擊免費加入會員。

洪森表示，他將放棄臉書轉而使用Telegram，是因為他相信後者有更加良好的溝通效率。他也敦促想搜尋相關新聞的人查看他的YouTube頻道、Instagram帳戶以及Telegram，並表示他已命令他的辦公室建立一個TikTok帳戶，以便能與年輕人交流。在十九世紀，知識菁英想像出了以語言族裔為基礎的現代波蘭人、立陶宛人和烏克蘭人。

知識菁英對歷史的選擇性挪用構成了現代民族的核心。波立聯邦的貴族公民階級共同組成了波蘭民族（Polish Nation），稱呼自己為波蘭人。它擁有傲人的文明和先進的共和國憲法。這塊土地上原是各處住著波蘭人和烏克蘭農民，結果這些從小相處的鄰居玩伴，卻成為彼此族群清洗的對象。

因為歷史偶然性和個人能動性扮演重要的角色，社會科學家很難用民族主義通則掌握這本書。民族主義者雖然重視歷史，但他們不是要延續傳統生活方式、文化或者社群在地記憶。

他們掌握每個家族清單，一個村落一個村落的屠殺，許多村民被斬首、絞殺、剝皮、燒死或者心臟被挖出。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為了實現烏克蘭土地上只有烏克蘭人的戰略，大規模族群清洗波蘭人。知識菁英創造出來的民族歷史敘事只是理念的材料，不一定能驅動平民的民族認同。但是波立聯邦兼容並蓄的傳統和文化，卻和這些民族主義格格不入。

二、現代世界的民族認同，主要仰賴歷史，而不是仰賴傳統或文化。但是知識菁英以語言和歷史想像出來的這些民族，他們之間的政治爭議轉瞬即帶來慘痛的後果。史奈德的英雄包括了十九世紀上半葉的詩人亞當．密茨凱維奇（Adam Mickiewicz）。一位來自立陶宛的貴族，既是立陶宛人也是波蘭人。

史奈德常用詩人、英雄、紀念碑、符號、自傳、以家族或者村落為中心的微小歷史去論述他的論點。」 史奈德認為，「或許沒有比同時是施行族群清洗的人和被清洗的人更能將人「民族化」（nationalizing），他們需要去忘記某些事和記得某些事，需要去悲悼某些事和正當化某些事。

他創辦的《文化》（Kultura）雜誌，洞燭機先，早在蘇聯瓦解前四十年就一點一滴地深刻改變了波蘭人對東部邊界的看法。文：陳嘉銘（中央研究員人文社科中心副研究員） 【導讀】那些多麼令人傷心的民族主義 十六到十八世紀的「波蘭立陶宛聯邦」是個迷人的政治體系。

」如果現代的波蘭人遇到十七世紀的波蘭人，必然會對彼此稱呼的「波蘭人」瞠目以對。他說服波蘭人不僅該放棄收復二戰失去的龐大東部領土，而且該支持烏克蘭、立陶宛和白羅斯民族獨立建國。史奈德的英雄也包括了冷戰時期流亡巴黎的波蘭知識分子耶日．吉德羅伊奇（Jerzy Giedroyć）如「大新慘案」中，大隊黨支部書記黃啟寬等36名農村基層幹部被打成「瞞產私分集團」，遭受拳打、腳踢、鞭抽、「炒黃豆」等酷刑。於是，在全自治區開展「反右傾運動」和「反瞞產私分鬥爭」。1960年徵購48%，購了社員的口糧。

對983個生產隊進行清倉盤點，有些工作組搞假現場，組織參觀。1959年徵購了全縣糧食總產量的60%。

反瞞產運動的主要導因，是高浮誇「大豐收」造成的誤判。具體而言，集體化體制為中共當局起到雙重控制、雙重保險的作用。

「〔那坡〕德隆核產事件」中，基層幹部與農民被毒打230人，傷殘118人，逃跑11人，鬥死8人，自殺8人。許多隊幹不顧後果違心虛報產量，以致出現高徵購的現象。

「採取突襲方式對群眾家翻箱倒櫃搜查糧食，有的甚至挖掘床底找糧食」。在反瞞產中，對不按高估產報出產量的〔幹部〕不准回家過年。如前引田林縣1960年徵購任務增加到960萬公斤，經反瞞產私分運動的強力徵購，也只能完成179萬公斤，便已造成「全縣90%以上的農村食堂仍缺糧，農戶生活困難，實行『瓜菜代』過日子，部分鄉村不少群眾患浮腫病，或飢餓致死」。這些事件均發生於少數民族聚居地，農村基層幹部與農民備受摧殘，以致家破人亡。

最終1人被槍斃，1人判刑十八年，黃啟寬則被開除黨籍，判刑二十年。《資源縣志》專設一節「高徵購、反瞞產」作如下記述： 1959年冬縣委召開四級幹部會議，批判糧食問題上的個人主義和本位主義，要求樹立全局觀點，號召申報瞞產糧，布置全面清倉核產。

集體化與超額徵購二者配合無間的交織作用與效應，由此得到極盡的發揮。在這種情形下，引發「廣西事件」的超額徵購教訓不僅被完全忽視，地方當局還變本加厲通過反瞞產運動進一步搜購糧食：「到各家各戶搜查，翻箱倒櫃，收繳所有的糧食」。

集體化體制下操作的反瞞產運動加劇大饑荒，而大饑荒蔓延之際，集體化體制對農民的人身自由限制更成為農民饑饉而亡的重要原因，群體性的死亡成為大饑荒時期的普遍現象。反瞞產運動的主要目的即為了從農村徵購更多糧食。

集體化體制對農民自主性的限制，則控制了農民求生的方式。會後全縣組織880餘人的反瞞產隊伍，在全縣開展反瞞產運動。通過反瞞產運動，包括農民口糧、種子糧、飼料糧在內的生活資源幾乎被掠奪一空，大饑荒也就更為迅速蔓延開來。然而，基於高浮誇「大豐收」的超額徵購，即使動用反瞞產的強力操作也難以奏效，只會給農民造成更大損失甚至死亡。

反瞞產運動後期，甚至採取過激的鬥爭手段製造出多樁惡性事件，如「大新慘案」、「環江事件」、「寧明慘案」、「〔邕寧〕那樓事件」、「〔興安〕高尚慘案」、「〔那坡〕德隆核產事件」。環江縣第一次反瞞產運動就是由於1958年中稻畝產逾13萬斤的「大豐收」後卻徵購不到預期的糧食，「豐產後的糧食到哪裡去了？自治區黨委、地委領導『調查』的結論是，相當多的糧食被『瞞產私分』了」，於是環江縣委於1959年2月27日至3月3日召開「反瞞產」四級幹部會議。

在人民公社高度政治化的反瞞產運動中，集體化與超額徵購得到更有效的交互運作，集體化體制強化了超額徵購的力度與成功率，而超額徵購的施行，也進一步加固了農民與集體化體制的關係。反瞞產運動是政府應對大饑荒的措施之一，卻也因此致使大饑荒更為惡化。

文：王力堅 反瞞產運動加劇大饑荒 統購統銷措施對農民糧食的強購，剝奪了農民求生的資源。但在虛報高產的基礎超額徵購的糧食無法兌現，1959年初便開展反瞞產運動，以致1960年陷於大饑荒，「全縣出現乾瘦、浮腫、子宮脫垂、小兒營養不良等病狀」。